最近呢，有一部電影特別火。
本該是一部小眾文藝片，卻收到了院線大片的待遇。不僅在國內成功破圈，轉發數萬，頻頻登上熱搜，在日本同樣身處話題中心。
而這部影片就是：
(資料圖片)
在此前出爐的日本《電影旬報》十佳榜單中，它位列第三。
其實，能引起如此巨大的討論度，真正的原因是本片所依托的原型—— “大林三佐子事件”。
不久前，在微博上就已經有博主用寥寥數語勾勒了這個故事，引發了熱烈討論。
就像《在公交車站直到黎明》這個簡潔有力的片名一樣，“真實事件改編”所帶來的沖擊力，無須多言就已然異常懾人。
2020年11月6日凌晨，在澀谷巴士站，64歲的大林三佐子被人打死。
她長年在車站不足20厘米寬的冰涼長凳上挨過夜晚。
坐著這里，意味著三佐子的背只能小幅度彎曲，頭部最多只能倚靠在行李箱的把手上。
如果是冬天，晝夜溫差極大，冰涼的板凳也只有那么一點點的接觸面積可供休息。
每日最后一班巴士駛出，她便悄然出現，直到第二天凌晨第一班巴士到來，她再拖著行李箱離去。
而殺害三佐子的，是一位靠收房租度日的中年啃老族——吉田和人。
因看不慣自己的“地盤”上出現“異物”，他選擇毆打三佐子泄憤。
據監控顯示，吉田打了一次不過癮，又折返回來，也沒想到“自己居然打死了人”。
但真正讓這個不起眼的社會新聞，成為我們共情載體的，是大林三佐子的一生。
她是一個“非典型流浪漢”。
舉止得體，衣著干凈，體面優雅，據路人回憶，她每天都會換衣服，拖著的行李箱也從未散開過。
死時，三佐子的身上有一張紙寫著老家弟弟的電話，但撥號回去才知道，她和弟弟已經20多年沒有見過面。
在記憶里上京的姐姐最常說的，就是一句簡單的“我很好”。
顯然，三佐子并未把自己安放在“流浪漢”的身份里，每時每刻都在尋找擺脫的契機。
她本以為一切都是暫時，這種謹慎和克制才最讓人痛心。
把三佐子的人生翻面過來，似乎就是我們每一個接受社會教育、馴化，又不慎跌落的普通人。
1956年生，容貌姣好，性格活潑，接受過良好教育，喜歡話劇編演，年輕時夢想當播音員的她。
究竟是哪一步走錯了？
為何不尋找援助？
哪怕是沒有任何矛盾的親弟弟，也不去聯系么？
這種種問題才是敘述“三佐子事件”的題眼。
她克制但濃烈的生之欲，與倉促平淡的死亡之間，存在巨大的張力需要被釋放。
這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社會沉疴，如何具體地作用到了一個人的身上，也是為什么“大林三佐子事件”能夠引起如此大的討論度。
但可惜的是，電影的改編實在缺乏力度。
導演高橋伴明的視聽語言非常簡單、克制，當然這也是拍攝此類事件最常見的手法。
而與之相對的故事本身，也被大量簡化，還增添了許多虛構的情節。
電影的改編只專注于三佐子流浪前后的一小段時間，這就讓事件本身的厚度被大大削弱。
比如在一堆中年打工女性中，故事著力刻畫了一位丑角式的男上司。
他先是刻薄地辱罵員工，各種使絆子，隨后又私吞辭退金，甚至展開職場性騷擾。
但在現實向的畫風里，一個如此典型且囊括了所有劣性的男反派，實在是太突兀了。
除此之外，故事把另一矛頭指向了疫情，它確實也是導致三佐子失業的關鍵，但所謂男權壓迫、時代變故等原因都太直白了，也簡化了三佐子的悲劇。
電影一邊將現實中關系良好的姐弟，改成了在老家吸血要錢的扶弟魔，再進一步虛構了一個各有生存危機的女性群像，來展現女性互助的主題。
種種線索疊加在一起，原型中拒絕任何幫助的三佐子就成了一個絕對“可憐”的受害者。
這也許是她生前曾極力避免陷入的定義，不需要同情，也不需要泄憤。
但很顯然， 導演刻意回避了原型事件的殘忍和復雜。
現實中已過64歲，身高僅150的三佐子在片中由不滿50歲，身材高挑勻稱的板谷由夏飾演。
而兇手吉田和人的這條重要線索則被徹底弱化，僅像一個幽靈般時不時的閃現了一下。
在故事的最后，更是讓女同事的出現，遏止了殺人事件。
這些改動的確注入了幾絲溫情，也寄托了一種希望。
也許在另一個平行世界里，三佐子可以安然酣睡到天明，過不了多久疫情就會結束，重新找到工作的她，也能重回那夢寐以求的普通人的生活。
但有這樣的原型在前，這部千呼萬喚，備受矚目的《在公交車站直到黎明》都實在平淡，力度不足。
它甚至不如平鋪直敘的新聞，抑或是NHK不足半小時的紀錄片來得暗流涌動。
只有回溯了三佐子的一生，我們才能意識到看似“偶發”的背后有無數個必然。
在電影的改編中，三佐子是一個很會吐槽，有點冷幽默的中年女人。
而在NHK的紀錄片里，這樣的鮮活都有跡可循。
高中的三佐子是劇團的活躍分子，留著那個時代最流行的松田圣子頭，有著不輸idol顏值的她，在宣傳冊里鏗鏘地寫道：
“我喜歡藍天、白云和紅櫻桃！我現在要保持新鮮！”
幾十年過去了，在三佐子死后，弟弟翻開她寄給老家的賀卡，每一張上都有幅可愛的手繪插畫。
但也許，這個時候的她已在公交車站流離失所，也未可知。
看到這些小小的雀躍，自我安慰的過往與幻夢，這才有了三佐子如每個少女一樣，來過又離開的痛感。
有機會的話，她一定會很好很好地活下去。
但與這樣的少女心相對的，是三佐子近乎固執的獨立。
在紀錄片走訪的過程中，高頻出現的一句話是“不想麻煩別人”。
不找親人，不求低保，拒絕路人給的冬衣，就連搬離公寓都選在半夜。
三佐子顯然不想讓任何人目擊自己的窘境， 這種潔癖般的自尊，一定是時代的產物。
團塊世代的日本人擅長埋頭苦干，樸素的相信凡努力必有回報，如果失敗了，那一定是自己的問題。
但如果把她和兇手吉田和人的背景相比較，一切就變得更耐人尋味了。
吉田是一個典型的日本8050族——父母80歲，兒子50歲，長期宅家啃老毫無工作能力，思維極端且偏激。
在日本，有超百萬的啃老族，而其中80%都是男性。
在著名的日本高官殺子案中，76歲的熊澤英昭長期忍受兒子的家暴，因擔心兒子危害社會，終于痛下殺手。
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啃老，但三佐子寧可斷聯，也不愿透露自己的情況，就連弟弟自己都覺得匪夷所思。
實際上這是一種非常容易共情的女性生存心態，尤其是在東亞的大環境下。
“不想給別人添麻煩”，意味著一種毫無后盾，關聯性無比脆弱的自我認知。
在三佐子的時代尤甚，很多女性從小開始就會被灌輸一種“離開”的觀念，一言一行的自我完善則是給將來進入“婆家”作準備。
一句“將來的婆婆怎么想”，讓享有原生家庭的資源，變成了無理地“占用”，進而產生負罪感。
在這個意義上，女人沒有歸屬。
而三佐子所面對的日本社會，除了“妻子”外，似乎并沒有給中老年女性準備其他身份。
如果一個普通女人選擇不進入婚姻，那么，漸漸她的就業將會變得無比困難。
因此，當你試圖回溯三佐子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錯。
我們只會發現，她已經足夠努力了。
為了追夢獨身上京，27歲結婚被家暴，果斷離婚后一直單身至死。
自學計算機進入企業工作，被辭退后又當超市推銷員努力賺錢，為了溫飽甚至睡在網吧。
哪怕因拖欠房租流離失所，她還在乞求上司多給點兒排班，盼望著有一天能重回公寓。
但2019年年底，疫情隨之到來，三佐子開始流浪。
這場人類公共的災難，與其說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不如說是一面照妖鏡。
當互聯網為了與上野千鶴子的對談該問什么，吵得如火如荼，只要留意一下就會發現，某些問題正在以“偶然事件”的面目暴露出來。
三佐子之死無疑是結構性問題，而我們又是不是少數的“幸存者”。
在紀錄片中，社保機構的志愿者說：女性流浪者有很強的戒心，一旦有人搭話會迅速警戒，很難和她們建立聯系。
于是，這就陷入了一個死循環，他們因自尊和戒備不愿求助，最終，大多選擇自我孤立。
但這一切說到底，還是社會并未讓弱勢群體感覺到真正地安全。
而選擇呆坐在燈火通明的澀谷車站的三佐子，何嘗不是想短暫地擁有一種“我還未被社會丟下”的慰藉。
更耐人尋味的是，在紀錄片的采訪中，有無數人表示自己曾經看到過三佐子流浪的身影，但并未引起任何注意。
而在她死后，約170萬人自發在代代木公園為大林三佐子集會。
越來越多的人訴說著自己和三佐子相同的經歷，開始關心流浪漢的處境。
這當然是一種進步，但更關鍵的是，就像林奕含所言的——
如何成為一個“對他人的苦難有更多想象力的人”，這才是我們普通人所需要思考的問題。
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是平行世界的大林三佐子，她平靜地吞下了時代的塵埃，代替我們，在公交車站永遠地沉睡了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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