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北大宿舍與上野千鶴子對談”視頻，恐怕是近期社交平臺上最火爆的議題，而參與討論的網友，也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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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其中的大多數人，對北大女博士在對談中的表現極為不滿，認為她們沒有表現出北大學子該有的社會責任感與洞察，將一次難能可貴的對話機會的檔次拉低，浪費了上野千鶴子這樣一位重磅嘉賓。而還有部分人，對這種憤怒與質疑不解，不明白“他們到底想看一場什么樣的對話”。

這兩種態度，恰好是當下女性身份焦慮與性別困局的具象體現。大環境的變化，兩性關系的碰撞，使得女性更希冀外界能夠洞察到她們面臨的困境與需求，而這種需求也催生了“她文藝”的發展與興盛。

在“她文藝”的諸多表現形式中，兼具真實性與榜樣性的真人秀綜藝，無疑是女性焦慮與困境的最佳樣本。真人秀中的女明星，與現實中的女性命運，形成了一種奇異的互文關系，而作為“她綜藝大戶”的芒果TV出品的一系列女性綜藝，則讓我們看到了文娛人為推動性別進步、打破女性困局所做出的洞察與努力。

扯下溫情的遮羞布

無論是以夫妻溫情日常為主的《妻子的浪漫旅行6》，還是挽救破碎感情的《再見愛人2》，相信不少女性在看這類綜藝時，總會產生一種“刺痛感”：就算是曾經一舉一動都熠熠生輝的女明星，在經歷身份轉換進入婚姻后，也要放棄一部分“自我”，去扮演更符合社會期許的新角色。

這種“刺痛感”并非女性觀眾過于敏感或無病呻吟，而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困局。

“不同的社會指定了不同的、以生物差異為基礎的各種角色，因此女性主義質詢的目標，應該是這些角色所假定的各種文化期待。”女權主義人類學家蓋爾·魯賓，用不到60字精準概括了女性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是如何被標簽化，而這種標簽化又是如何訓誡一代又一代女性的。

從節目中不難發現，即使女明星，也很難瀟灑逃離這種延續千百年的訓誡。

《妻子6》中的不少明星夫妻，女方在進入婚姻前的事業并不弱于男方，比如在《芳華》中擔任女一的苗苗，曾被視為下一個電影咖，但她本人對于事業并沒有太強企圖心，反倒對當下相夫教子的生活很滿意。這固然與個人性格有關，也與大環境潛移默化的訓誡與影響有關。

按照過去綜藝節目的處理方式，這種女性的自我犧牲與事業讓位，原本會被輕描淡寫或直接略去不談，但芒系女性綜藝并沒有規避這種困局，而是直接將其展現在觀眾面前，觀眾可惜于女明星選擇的同時，也會下意識地反思，自己在婚戀過程中做出的一系列讓步與犧牲，是否真的值得。

而離婚的話題，在國人的日常中曾長期處于一種“不可說”的狀態。在“寧拆十座廟，不拆一樁婚”的古老思想影響下，“離婚”一度被妖魔化，情感調解節目又總是把“離婚”作為調侃、嘲諷的對象，這就導致婚姻破碎的雙方，本應是受害者，卻總被社會視為“不正常的人”。

在外部的社會歧視與內部家庭壓力的雙重阻礙下，很多女性明明在婚姻中并不幸福，甚至說過得很痛苦，卻為了“成為他者眼中的正常人”，而咬牙繼續在婚姻中磋磨。同時這也導致了，因為離婚會被歧視，特別是女性受到的歧視更多，所以很多人對婚姻望而生畏或干脆不邁入婚姻。

《再見愛人》的出現，算是給“離婚”做了一次正名：感情破裂不一定因為誰對誰錯，早日開啟新生活反倒是更優解。

“看過《再見愛人》，我不再害怕走入一段親密關系了”，這或許就是女性綜藝帶給女性最切實的鼓勵與改變。

在《再見愛人2》中出現了更令人欣喜的變化，與第一季三對相處頗為“體面”的夫妻相比，第二季的張婉婷一度被認為是“瘋女人”，她情緒上的激烈變化、大喜大悲，乍一看令人頗為不適，但隨著節目的推進，觀眾不難發現“瘋女人”的誕生，是不良的原生家庭、母女關系與婚姻共同作用下的結果。

這樣一個人物在節目中的出現，打破了《再見愛人》系列溫情脈脈的濾鏡，卻也讓觀眾開始進一步地意識到女性是如何變成“閣樓上的瘋女人”，繼而反思社會結構長期以來加諸在女性身上的種種標簽，是發自內心的贊美還是別有用心的訓誡。

只有敢于“冒犯”觀眾，讓觀眾感到“刺痛”的內容，才是真正找對了受眾痛點。

打破無形的墻

指出困局只是第一步，文藝作品存在的意義不止是讓人反思，更是要探索解決之道。僅靠一份真假不明的網傳名單就上了多次熱搜的《乘風破浪的姐姐4》，它能夠一直被女性觀眾喜愛就與此有關。

女性之所以總是面臨著身份焦慮與性別困局，是因為千百年來的訓誡，在她們身邊筑起一道無形的墻：“35歲以后還能找到工作嗎”“生了孩子，職場是不是沒有我的位置了？”“我30歲了，還能進入新領域嗎？”“失敗了還能重新開始嗎？”

這一道道無形的墻壁，加重女性的焦慮內耗，同時也阻礙著她們的上升路徑。當然，類似于這樣的疑問不獨發生在女性身上。但必須承認的是，因更多承擔著生育職責與家庭職責，在職場上女性的天花板向來要比男性更低，越到大齡，求職之路也越發艱難。

《姐姐4》之所以能夠備受期待，甚至僅憑一張網傳名單就引發網友熱議，是因為它真正地通過綜藝這種形式，完整記錄了女性是如何打破那道把她們困在原地的、無形的墻的。

雖說每一季能走到最后的姐姐名額有限，但從第一季至去年完播的第三季，所有姐姐的知名度都得到了有效提升，即使她可能在第一次公演就被淘汰。從這檔節目走出后，許多姐姐也確實獲得了比之前更多的機會。

“只有走出去，才有改變的可能。想要從頭開始時，無論什么時候都不會太晚”。在豆瓣、微博等相關討論區，不止一次看到有人說，因為看到姐姐們逆風翻盤，自己也決定踏入新的領域，這就是女性力量從屏幕到現實中的延續。

“愛情和事業，至少得有一樣拿得出手的吧”，相信許多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都聽過這樣的話，也正因為如此，她們在面對婚姻危機時，往往會選擇忍耐。

比如《再見愛人》中的幾位女性。她們在錄制節目時事業幾乎都屬于停滯狀態——成名是十幾年前甚至更久遠前的往事，找到她們的邀約寥寥無幾，而她們本人也困在并不幸福的婚姻中不能自拔。

“結束婚姻的女性，也可以擁有事業上的精彩”，今年播出的，有回訪性質的《又見愛人》，讓我們看到了在結束一段并不健康的關系后，事業與生活都迎來坦途的三位女性。

曾被打壓，認為自己很差的前超女朱雅瓊，在節目播出后獲得了更多邀約，之前不經常聯系的朋友也重新和她建立了關系；年少成名的郭柯宇，一度被市場忘卻，而去年的她，則迎來了事業的二次爆發，影劇綜全面開花，時尚資源也不少。

原生家庭帶來的傷痛，對有些人而言是需要一生去治愈，而這種基于原生家庭的傷害，也是一種無形的墻。

“從小看爸媽吵架，對婚姻真的失望，可能這輩子都不會去愛了吧”，抱著這樣想法的人并不少。但他們是真的不相信親密關系嗎？或許并不是，只是因為童年陰影，而沒有去嘗試的勇氣。

在《妻子的浪漫旅行6》中，我們看到與陸毅伉儷情深的鮑蕾，原來也經歷過父母離婚。這也讓她一度對婚姻沒有期待，覺得“自己過一輩子也挺好”，她的故事，對于那些因原生家庭不幸而對婚姻望而卻步的女性而言，或許也是一種鼓勵。

從屏幕到延續至外的勇氣，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girls help girls。

走出女性困境

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寫道：“女人并不是天生的，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。”，女性總會與“敏感、善妒、柔弱”之類的詞匯相連，但她們并非生來如此，所謂“女性該是什么樣”也是源自于外界塑造的產物。

在女性綜藝中，我們看到“女性的多樣性”得到了尊重，一些關于女性的刻板印象與規誡，正在被移除修正。

比如《姐姐》系列，曾被認為是一群女明星勾心斗角的雌競節目，但節目播出后，觀眾卻看到了女性守望相助，良性競爭的一面。

“一群女人在一起一定會勾心斗角彼此傾軋”，這是在大眾認知中長期存在的錯誤認知，甚至許多女性自己對此也深信不疑，認為“女人多的地方事多，會雌競”。伴隨著《姐姐》等一系列女性綜藝的出現，社會上對于“雌競”的觀點已經發生改變，在社交平臺，我們也欣喜地發現，女性之間互相幫助的例子越來越多。

這就是文藝作品以自身影響力，切實改變社會認知的典型例子。

“我被要求扮演任何人，卻唯獨不能做自己”，這幾乎是所有女性成長過程中都會面臨的困局，和別人不一樣，就是異類，就得不到他人的認同。而在女性綜藝中不難發現，女性不再被要求“必須什么樣”，那些私人化、個性化的選擇，得到了接受與認同。

在我國的主流語境下，一個人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是結果而非過程。這種結果為導向的評判標準，導致許多人不得不“卷”起來，在大環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，則更容易被結果導向所裹挾，強迫自己做一些根本不擅長，也沒興趣去做的事情。

“大家都在努力，你也不能拖后腿”“別人都可以你為什么不行”“人就是應該走出舒適區”，類似的話語太多，但說話的人卻刻意忽略掉了不同性格、成長環境、教育水平下的人，本來就是不一樣的。

或許歷經千辛萬苦結出的果實格外香甜，但對于有些人來說，開花結果那一刻的欣喜并不能抵過強迫自己走出舒適區的痛苦。相反，待在舒適區里反而更利于做出一番事業。

于是我們得以見到，不想成團出道只想找個地方玩玩的電音女王張薔，在光明正大地“擺爛”，能在舒適區發揮自己的最大優勢也很好，為什么非要逼迫自己進入到新領域呢？通過綜藝節目，對這種“待在舒適區”的行為表示肯定，算得上是一種進步。

當然在傳統觀念中，主動對別人講出自己的困境，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。打掉牙齒和血吞，才是一種美德。這也造成了，許多女性羞于對外界講出自己的難處，好像那是一件再丟臉不過的事情。

而有了屏幕上女明星們的榜樣效應，越來越多的女性愿意暴露自己不那么體面甚至有些狼狽的一面，圍觀的人也不再以她的痛苦作為取樂的談資或笑柄，而是真情實意地幫她尋找破解辦法。

關注女性困局，破解女性困局是女性綜藝的重要構成，也是文化反思、社會反思的一部分。可以說，在這些年綜藝人的努力下，以《姐姐》《妻子》等芒系綜藝為代表的女性綜藝，已經在切實地改變著女性的生存狀況與思維模式，為個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良性的文化空間。

關鍵詞： 女性綜藝一場直面性別困局的對話 北京大學